引言中我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美国的中国“文革”研究作了综述性的介绍。通过研究我发现，美国对中国“文革”的研究是各种复杂观点的综合体，包括美国政府、思想库以及大学里的专家、学者们的研究。引言里我还对论文选题的意义、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作了说明和解释。
　　第二部分也就是论文的第一章中我对美国如何分析“文革”起源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美国的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对“文革”起源的解释主要有三个层面：权力斗争;意识形态清洗;政策之争。美国官员认为，这三个层面交互作用综合了“文革”的三个特征或性质，也成为“文革”之所以爆发的缘起。有关美国学术界的解释，我总结了6种学说，分别是：1、中共内部威胁说;2、中共外部威胁说;3、毛泽东的继承人之争说;4、“王朝末日”说;5、毛泽东的个人因素说;6、社会主义发展之必然说。通过研究我发现，美国学者的这些学说并非孤立地存在，在解释“文革”时，美国学者往往会追溯“文革”前十年的历史，试图找出“文革”爆发的深层原因，而无论哪种解释在强调某一方面的原因的同时，也一般并不否认其它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三部分即第二章中，我对“文革”初期，美国所观察到的有关中国局势发展的主要事件和问题如何进行评估做了论述。这包括美国对红卫兵运动的评析，有关红卫兵运动发生的两种解释是：自上而下的毛泽东发起的群众运动;自下而上自发的群众运动;对“文革”中主要派别的分析，美国官员认为，中共领导人主要分为:“毛派”、“反毛派”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温和派”;对“文革”发展趋势的评估，美国人认为，军队在“文革”的混乱中起着稳定局势的作用。
　　第四部分即第三章中，我主要评析了美国官员关于“文革”结局的种种预测，指出他们判断中的错误。美国官员曾经预测了“文革”的三种结局，但无一言中。在此章中，我还在回顾“文革”前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上，论述了“文革”初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再思考。
　　第五部分是结论，结论这部分我大约写了有12000多字，应该说是篇幅比较长。在这部分，一方面，我通过我这几年来对美国人如何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谈了些分析和看法，另一方面，对前面的章节也算做了一个总结。我总结了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的10个特征。第一，中国自身的发展唤起并一直吸引美国对中国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热切关注。第二，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影响下，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使研究本身具有国际性特征。第三，美国国内环境的影响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上的反映体现在爆发于大洋彼岸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与美国现实的联想。第四，中美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的巨大差异使美国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具有不可避免的片面性、狭隘性。第五，信息、情报、资料来源等方面的特征：美国此时已经拥有相当完整的中国研究情报体系，对中国的认识和政策制定是基于比较丰富的资料收集和比较严谨的资料整理。第六，早期的“文革”研究更多是表象的研究，视角单一，程度上既不广泛也不深入。第七，“文革”起源的研究始终是研究的热点问题同时也是研究的重点、难点。综合起来，各种研究的共性是追溯“文革”前的历史，最远追溯至“文革”爆发前十年的历史。第八，注重个案研究。早期的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就很注意从个别人物和区域的发展情况来探究“文化大革命”所暴露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第九，有关“文革”的评价最初是“贬”多“褒”少。随着事态的发展，同时也受到中国的说法和研究的影响，“贬”几乎完全取代“褒”。 第十，美国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悖论：众多研究者投入研究，却终难得出真实的历史结论，使“文革学”成为美国学者拿不到“学位”的热门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