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选题的过程及选题内容的确定。从我接触我现在的学位论文选题的相关材料到最终确定选题的具体内容和时间划限，我将我的选题过程大体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99年我入学之初到2001年6月我完成开题报告。实事求是地说，我的学位论文选题的确定，着实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又为什么会这样?这里我想先谈一点有关我个人的学术背景。我是1999年考入东北师大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师从于群教授开始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的。而此前的本科阶段和硕士研究生阶段我学习的专业一直都是英语语言文学。1996年获得硕士学位后我所从事的工作也一直都是与英语语言的教学有关。现在仍是如此，我是XX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英语专业的一名教师。毋庸讳言，我在历史学方面的专业知识是很粗浅的。仅凭着对史学的浓厚兴趣、考博前在历史系旁听过一、两年本科生课程的简单学历，和主要是由于入学考试英语成绩名列前茅就获得入学资格的幸运——我深知这些都远远不能帮助我完成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业。于是，入学之初，我就向于老师请教，请他给我布置选题，当时，于老师给了我FRUS(《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中1964-1968年中国卷的电子版，并从这卷的347个文件中挑出了20个有关中国“文革”的文件让我重点阅读。同时，于老师也指示我可以从我父母那里了解一些有关“文革”的情况，阅读一些有关“文革”的中文书籍。但，当时做这些工作还只是想就美国对“文革”的认识、分析乃至对华政策写一篇小论文。顺便说一句，在这一阶段(即入学的头两年)我实际上完成了这篇小论文的初稿，但由于那时我的思维习惯还没有完全转变到严谨的史学的逻辑思维上来，在写作方法上也全然是个外行，所以这篇初稿一直处于修改状态，当时并未投出发表。事实上，入学的头两年里我曾对毕业论文的选题有过些考虑，于老师也就我从事专业的实际情况出发为我做过一些设计，这期间于老师曾建议我利用10年的《纽约时报》作为第一手资料分析美国的对华认识，崔丕老师曾建议我做美国对古巴的政策(这一选题后来我师姐王伟做了。)，于老师还曾建议我做美国对英国的政策(这个选题已经毕业的张颖师妹做了。)，这些选题或由于资料或由于我个人兴趣的原因对我而言都无果而终。2001年春，我在梁茂信老师的大力推荐和支持下申请到去美国耶鲁大学进行一个月的独立研究的机会。有了这次宝贵的收集资料的机会，我和于老师商量决定把我一直在做的小论文做大，即把美国对中国“文革”的研究作为我的毕业论文的选题。2001年6月，做开题报告时我把论文的题目定为“美国人的文革观和文革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1966-1972)”。当时，开题报告做完，在座的老师们给我提的意见是，美国人的文革观和文革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实际上是两个题目。我觉得老师们说得很在理，但在这两个各有倾向和偏重的选题的取舍上我始终拿不定主意。2001年6月到2002年春是我选题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应该说这一年里我一直在前面提到的两个选题的取舍问题上徘徊，收集、阅读和整理的资料也是两者兼顾。2002年年初于老师去美国做高访，回来后又帮我带了一批在国内难以查到资料，并最终帮助我做了决定，论文主要做美国对中国“文革”的研究。2002年春到2004年春是我论文选题过程的第三个阶段，严格讲，此时我的选题大方向已经定下了，就是美国对中国“文革”的研究，我尝试把美国对中国“文革”的研究做一个系统的考察。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按照中国人的算法是从1966到1976，即所说的“十年浩劫”，美国对“文革”十年的中国的研究从涉及的领域上讲，可以说是系统且全面。关于这一点，从美国已经出版的几本有关文献目录中也可窥其一斑。我尝试把从1965年“文革”爆发前，美国人的对中国会出现某种重大的变化的预测到“文革”结束将近30年后，此间近40年的时间里美国人对“文革”时期中国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的评说做一梳理乃至分析、评价。最终我发现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至少对我而言不是两、三年的时间能够完成的工作，因为在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中，我始终还有每周8到12学时的英语专业的教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