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他30岁，是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最年轻的课题组组长；

　　然而，他被自己的医生同行们，诊断出患有不治之症——克罗恩病。

　　其实，王逸平也是想做医生的……

　　1980年，改革开放第三年，王逸平考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按照学制，王逸平未来应该是悬壶济世的临床医生。

　　而命运，在大学期间，发生了“神奇”转弯。

　　毕业实习期间，王逸平进入癌症病房做临床医生，在这里，他遇到了“生死”。

　　那天，王逸平正在例行巡房。当走到一位患者面前时，这位老大爷突然举起枯瘦的手，紧紧抓住王逸平，用颤抖的声音说“医生救救我……”这声音里全是哀求和绝望，而实习医生王逸平，除了安慰，给不了他一丝希望。

　　虽然曾经庄严宣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但此时此刻，王逸平无能为力！就算成为医生，他依然无能为力！

　　因为，没有“药”！

　　有病，没药——还有比这更令人绝望的吗？

　　没有药，医生就像赤手空拳的士兵，必败无疑；没有药，重症病人就像跌入命运的深渊，诊断书就是“死亡通知单”。

　　病房里的偶遇，面对生死的无力感，让王逸平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我要做药！

　　本科毕业时，当同学们都在准备“毕业宴”、“散伙饭”时，王逸平跨专业考取了药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我要做药”，王逸平无比坚定，可是做出一个新药，又何其艰难。

　　战场上，有一种士兵叫做空降兵，从来就要面对包围；

　　医药行业，也有这样一群人，天生要承受失败，这就是新药研发。

　　在欧美生物医药领域，有个“双十定律”，即“十亿美金，十年时间”。

　　花费十年时间、投入十亿美元，是研发新药最起码的门槛。而且，这张巨额“支票”并不保证一定会成功兑付，很多科研工作者，可能一辈子也做不出一个新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