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市化并非中国独创，西方已然走过。新型城市化翻译成英文为New urbanism，在城市规划专业看来，这是一个如假包换的美国词（New urbanism的概念刚引进中国的时候，曾被译为“新城市主义”）。在新型城市化之路开始的时候，有必要寻找几个可供参考的新型城市化国际坐标，以人为镜，见贤思齐。
　　美国：城市向郊区蔓延
　　先看New urbanism的故乡——美国。相对新城市化，美国旧城市化是二战以来城市蔓延的模式。美国梦往往被形容为拥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大家都要有自己的房子，城市中心容纳不了，就只能搬到郊区。随着有自己房子的家庭越来越多，郊区变得越来越大，距离市中心越来越远，直接的后果就是大量土地被低强度地使用，也就是美国人说的蔓延（Sprawl）。
　　这种模式副作用很大。首先，人们对汽车产生了极大依赖，美国几乎每两个人就有一辆小汽车。汽车对能源的消耗占美国能源总消耗的三分之一，空气污染也越来越严重。第二，邻居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少，进而社区变得不安全，种族、社会隔离加剧。第三，人们搬离城市中心后，导致市中心的税源减少，甚至无法正常运行。
　　针对这些问题，一群建筑师、规划师起草了《新城市主义宪章》（Charter of New Urbanism），宣称要塑造具有城镇生活氛围的、紧凑的社区，取代郊区蔓延的模式。其中的TOD（公交导向发展）理念在中国规划界已耳熟能详。这个理念以鼓励公共交通，限制小汽车使用为目的；在公共交通节点上适当高强度、混合开发，适当提供就业；节点周边是10 分钟步行可达的居住区；而这些节点又通过交通走廊相连。
　　现在，新城市主义在美国的影响力很大。一些原则在马里兰等州纳入了“精明增长（Smart growth）”的立法中。美国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也将这些原则应用在新的公共住宅项目中。
　　与此同时，大西洋对面的英国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以城市内城发展模式转型为特色的新型城市化尝试。二战后，美国梦也在英国盛行。但是英国的国土面积比美国小很多，英国的郊区难以为继。更糟的是，英国的人口飞快增长。因为英国在二战后成了移民国家，南亚次大陆、加勒比、中东、非洲的前殖民地人民纷纷移民到英国，寻找更好的生活。为此，英国人想到了对原有土地的挖潜。与此同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的经济转型使制造业都从大城市迁走了，只留下废弃的工厂和失业的工人。
　　英国：激活内城活力
　　上世纪90年代，英国政府正式把挖潜内城的政策称为“城市复兴（Urban regeneration）”。他们一方面为缓解住房紧张而开发城市中的弃置空间，另一方面重塑城市的经济吸引力，鼓励住在郊区的中产阶级重新回到城市中。
　　为了实现上面的目标，英国政府城市化政策开始进行转型：变政府主导为鼓励合作，变只重物质为物质与社会、经济战略的整合。在新的实践中产生了不以房地产盈利为目的的文化导向项目，旨在优化经济结构，增加就业，同时也改善了城市的形象。刚刚召开奥运会的伦敦可让更多人感受到英国新型城市化的成果，奥运村就是由废弃的工厂区转型而来。
　　可见，走新型城市化道路是很多国家、城市的必然。各地的道路虽不尽相同，但都是随着国际国内的形势、针对具体问题进行的转型和调整。对于广州的新型城市化，我们需要留意的是：首先，全球化令世界上的主要城市都无法独善其身，广州要了解自身的国际坐标。目前，国际经济整体上不景气，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趋势和大规模城市化并行，这些都是广州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必须考虑的背景。其次，在新的背景下如何找到问题、理解问题是新型城市化的关键所在。美国定位于城市蔓延，英国集中在内城活力。广州的问题似乎与之有关联，但也不尽相同，这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第三，新型城市化的“药方”很难一开始就对症，需要不断地尝试和反思。美国的“新型城市化”理念先进，却也通过了十几年的时间才真正转化为国家和地方政策。而英国的城市更新政策更是经历几十年的曲折。
　　了解别人还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相信广州一定可以创造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型城市化国际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