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历史文化风貌街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草案)》于7月24日提交地方人大常委会审议，其中明确规定，擅自拆除优秀历史建筑最高罚50万元。武汉优秀历史建筑，除满足建成30年以上条件外，还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建筑本身具有艺术特色和科学价值；能反映本市历史文化和民俗传统，具有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为著名建筑师代表作或名人故居；在近现代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或纪念意义等（7月25日《武汉晚报》）。

　　以最高50万元的罚单震慑擅拆历史文物之恶，多少有点“谁敢犯罪打谁屁屁”的意味何况，要祭出50万元的顶格罚单，不仅要建成30年，还要有诸多条件。也无怪乎有网友戏言，这究竟是保护文物呢、还是变相鼓动擅拆文物呢？50万元，够在文保原址上买一居室吗？

　　这当然不能怪武汉的相关部门。因为根据2002年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比如说对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的，施工单位未取得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证书，擅自从事文物修缮、迁移、重建的，都是严重的破坏文物的行为，但该法规定的最高罚款就是50万元。于是，翻阅各个城市的文保细则，基本也就以50万元为上限。譬如2007年6月，《宁波市文物保护点保护条例（草案）》提请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条例也规定“未经文物部门勘探就擅自进行工程建设的，由县级以上文物行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说，50万元最高罚款限额，几乎成了每个城市指向文保乱象的最后一把尚方宝剑。遗憾的是，剑未出鞘，已然绵柔。

　　在土地财政寸土寸金的功利思维里，文保单位实在是不赚钱的唐僧肉。今年2月初，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一事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后又传出北京康有为故居、鲁迅故居即将被拆除的消息。2012年4月至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开展了文物保护执法检查，这是1982年11月文物保护法颁布实施以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的第一次执法检查。另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近30年来消失的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毁于各类建设活动。文保单位保不住，区区50万元能吓唬谁呢？

　　地方法规的善意毋庸置疑，但就眼下而言，如果没有更为严苛的上位法，仅仅以十数年前的50万元来震慑今天的擅拆冲动，这与刻舟求剑何异？城市化、工业化的高潮期，往往也是文保工作的艰难期，利益的博弈、格局的冲突、角色的对垒，都需要有更远见的洞察，更前瞻的制度安排。一方面，过时的《文物保护法》亟待调整转身，诸多不适应文保现存的条文需要修缮；另一方面，对文保不力要有更刚性的究责机制，如果罚不到倾家荡产、如果责不到权力痛处，保护之词迟早是“纸老虎”。

　　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的绝唱。文物的主人，当归于公共利益与时代价值。“擅拆历史建筑罚单50万封顶”，凸显的不仅是文保之困，更是一代人对历史与未来的轻薄与失责。